方剂里有各种组合方式。

按组合原则分类，即“七方”，大、小、缓、急、奇、偶、复。其中，大方是指药味多，或药味少而药量大，治疗邪气强盛，病有兼证或病位在下，而需顿服的方剂。小方是指药味少，或药味多而药量小，治疗邪气轻浅，病无兼证或病位在上，而需频频少服的方剂。缓方是指药力缓和，或药性无毒，气味俱薄，以治疗慢性虚弱性疾病，而需徐徐服之的方剂。急方是指药力峻猛，或药性有毒，气味俱厚，以治疗病势危急而需快服速效的方剂。奇方是指单味药，或药物组合数量之和为奇数者的方剂。偶方是指两味药，或药物组合数量之和为偶数者的方剂。复方是指两方或数方相合，或有本方之外，另加药品的方剂。

按药物功效分类，即“十剂”，宣、通、补、泻、轻、重、滑、涩、燥、湿。其中，宣剂，宣可去壅，郁而不散为壅，治痞满不通之证，如越鞠丸之类；通剂，通可行滞，水病痰癖之证，如五苓散之类；补剂，补可扶弱，气形羸弱之证，如十全大补汤之类；泄剂，泄可去闭，泄即泻之意，闭为里实，如大承气汤之类；轻剂，轻可去实，轻为轻开肌表，如麻黄汤之类；重剂，重可镇怯，为重剂以镇之之意，如朱砂安神丸之类；涩剂，涩可固脱，如固精丸之类；滑剂，滑可去著，滑为滑利之剂，著为有形之邪凝于体内，如五仁丸之类；燥剂，燥可去湿，如二陈汤之类；湿剂，湿可润燥，如增液汤之类。

明·张景岳鉴于“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，既多且杂，或互见于各门，或彼此之重复”，因而“类为八阵，曰补、和、攻、散、寒、热、固、因。”并在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略引》中说：“补方之制，补其虚也”；“和方之制，和其不和者也”；“攻方之制，攻其实也”；“用散者，散表证也”；“寒方之制，为清火也，为除热也”；“热方之制，为除寒也”；“固方之制，固其泄也”；“因方之制，因其可因者也。凡病有相同者，皆按证而用之，是谓因方”。

医生选方用药时又有两条道理可选。一条是王道，一条是霸道。大旨“王道”用补，“霸道”主攻。

关于“霸道”与“王道”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霸道虽劣，也非全无是处；王道虽佳，也要适得其时。正善之君行霸道，则事半而功倍，虽丧万人之师而不获其罪；邪恶之首用霸道，则事倍而功半，虽伤一人性命而遭骂于万世。”

“王道”，可以易水学派为代表，这一学派创始于张元素，谓：“运气不齐，古今易轨，以养胃气为家法。”其弟子李东垣著《脾胃论》及《内外伤辨惑论》，阐发其学，独重脾胃，认为脾胃伤则元气不足，疾病蜂起，立补中益气汤诸方，益气升阳，被后世尊崇为“补土派”。迨至明，薛立斋常用补中益气汤、六味丸、八味丸以及归脾、异功、十全、八珍、养营、独参等十余张补益方治内科杂病，以“王道”自许，为明清温补派的宗师。究竟什么是“王道”?从明清人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。

如沈启元在《疠疡机要·序》中说他“其治病不问大小，必以治本为第一要义，无急效，无近期，舒徐从容，不劳而病自愈。”

沈谧在《薛注妇人良方·序》里说他：“每为人治病，察色辨脉，用药立方，增除横出，优游从容，俟其自愈，不示功，不计程，期在必起。”

《四库提要》亦谓“然己(立斋)治病，务求本源，用八味丸、六味丸直补真阴真阳，以资化源，实自己发之，其治病多用古方，而出入加减，具有自理，多在一两味加减间见神妙变化之巧”。不仅是评价薛立斋，对什么是医中“王道”，这几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

如果说，“王道”大体上是以补益为主的话，那么，“霸道”当然便是以攻邪为第一要义的了。与东垣同时代的刘河间、张子和，即所谓“河间学派”“攻邪派”者，对此持有鲜明的主张。

张子和认为：病乃是邪气强加于人的，揽而留之，虽愚夫愚妇亦知其不可。其名言便是：“先论攻其邪，邪去则元气自复”，“陈莝去而肠胃洁，癥瘕尽而营卫昌”。吕元膺评子和“如老将对敌，济河焚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

王孟英评子和：“亘古以来，善治病者，莫如子和。”孙一奎说张子和乃医林“奇杰”，就好比治世有赏有罚一样，明明该罚，反而赏之，不乱了套吗？治乱世还要用重典呢。知此，则“霸道”之义，也是极明白的了。

《内经》云：“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。”张介宾云：“虚实乃察病之纲要，补泻乃施治之大法。”说明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俱各有所宜，当因证而施，不可执拘。

就是薛立斋，也未尝不用攻邪之剂，例如其《外科心法》卷三说：痈疽，实热证，非泻以硝、黄猛剂不能除，投以王道之剂则非也，不可概以“王道”为万全。

《薛氏医案》中，治锦衣卫杨某病痢，亦毅然投以大剂量大黄。

而张子和亦非不知补者，如《儒门事亲·风门》云“凡病人虚劳多日无力，别无热证者宜补之，用无比山药丸”，卷五谓“小儿久泻不止，可用养脾丸”，皆其例也。

其实，有其长即有其偏，何况著书立说，无非各明一义而已。学者当于此用心领会，用其长而弃其偏，“王道”也好，“霸道”也好，便都能为我所用，因证立法，当用则用之，这样岂不很好吗？

关于“方子”，蒲老说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？大家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

治外感方如大将，消灭入侵之敌；治内伤方如丞相，治理国家。这是人们对方药性能的比喻之谈。外感多为六淫犯人，其来疾，其变速，其症险，尤其是温病。这就要求在短时间内克敌制胜，故用方多猛，犹如行军打仗一般，争分夺秒。

内伤多为七情所伤，饥饱劳役，日积月累，正气日渐削夺，人多不觉，或虽有感觉，但因影响不大而忽略。这样由功能而及脏器，病形已成，才引起注意。由于其来渐，其势缓、其伤深，在治疗时要想急切见功，如奔跑太快，必致颠仆。且骤病易起，渐衰难复，因此这类方药，相对的显得疗效缓慢，人们鉴于两类方药的性能不同，常称前者为“霸道”之方，后者为“王道”之方。

长于治外感者，崇“霸道”方而贬“王道”方，认为“王道”方如隔靴搔痒，不能治病，可有可无，长于治内伤者认为“霸道”方最伤正气，稍有过用，往往使病者愈治愈坏，甚至成为坏病。

“霸道”方长于攻逐，其力猛，往往看到某个症状明显消失，易被认为“有效”，“王道”方多用于扶正，其效缓，因气血之生长本身就缓慢，易被误认为“无效”。

其实两者各有千秋，要点在于用方之准确灵活尔。有一臌胀病患者曾自述，初胀之时如槟榔、木香、牵牛子之类一服即消，继服效果逐渐减小，更医求治，谓过用攻伐，中气不能转输，改用香砂六君子汤，初服三剂，似有效又似无效，又服三剂觉精神好转，胀也有所减轻，以后消消补补，终收全功。

在治疗中病人也曾性急，嫌进展太慢，又求医改用攻逐药，两剂后几乎腹胀如故，惊骇之下才不敢再自作聪明。非“霸道”方不足以却邪，非“王道”方难以扶正，两者不可偏废。古人有比喻“王道”方为“君子”，所谓不求功而有功，不言德而有德，犹如“无名英雄”。其功妙在潜移默化之中。二者或分用，或合用，如十枣汤中甘遂与大枣同用，皂荚丸中之枣膏送服，保和丸之加白术为大安丸，用之得当皆有妙用。

叶天士治疗虚损久疾，强调：“王道无近功，多服自有益。”我早年读此体会不深，中年对此略有体会，晚年始领会深切。久病正衰，当以“王道”方为主，多服自有益，不可操之过急，欲速则不达，惜乎有的病家只图一时之快，有的医家着眼急功好利，对于慢性虚损之疾，而行霸道极为有害。临床上以霸道方攻伐无过，加重病情者并非罕见。上工治病，不仅要治病，更要治心，千方百计嘱病人耐心治疗，才是好的医生。此点孙思邈在《大医精诚》中言之颇详,是医之道德也。

蒲老之论源于实践，堪称金玉，对医家、病人都有效立。临床上急于求成确是一般人的通病。病者望药到病除，医者求一时之效，往往舍“王道”之方而引“霸道”之药，结果常常事与愿违。

我们常见有人对慢性肝炎肝脾肿大患者或肿瘤患者，动辄施以攻破之剂，美其名曰“邪去正自安”，终致不救而不知其命以。若明蒲老之训而坚持用“王道”之方，必大有裨益。

我们曾对一年老体弱的膀胱痛患者，坚持用补肾益气之品，现已六年仍带瘤存活，且可做家务劳动。而另一例壮年的胃癌患者，且经手术又作化疗，还以攻破抗痛之中药辅之，不到半年便人亡癌存。所以蒲老关于方药“王道”、“霸道”之论在临床实践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。

《内经》云：化不可代，时不可违。生命活动有其自然规律，顺应其自然规律，不要强行改变它。王道是自然之道，霸道是使然之道。王道无近功，而功不唐捐。霸道有近效，而效难长久。

中医之中，在于中和。古人云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；老子也说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。首先医生自身心气中和，不仅方药中和，更与病人相应而中和。治外感如将，治内伤如相，驱邪贵在不伤正，扶正贵在不助邪。千方易得，一效难求；疗效不易，中和更难。中医治疗是依靠人体自愈机制来恢复健康，这是中医疗效的根本所在。若人体自愈机制崩溃，神丹妙药也无法起用。前贤有训，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；阴阳自和者必自愈。每个人都有自我恢复的自和自愈机制，然人落尘世岁月，外有六气之犯，内七情之扰，而病乃生之，虽有自愈机制，却难于自愈，故需医药以助之。中医之上者如道家无为，生而不持，长而不宰，无代化，无违时。其次如儒家有为，拆墙补壁，刻舟求剑。再次如法家强为，折腾不止，拔苗助长，油尽添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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